2022年12月2日，南京大学-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中美文化研究中心（以下简称“中美中心”）邀请中美中心访问学者、山西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全球智库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察哈尔学会研究员宋静带来一场关于“美国智库‘中国通’的角色：研究与决策”的专题讲座。南京大学中美文化研究中心教授、南京大学亚太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石斌主持讲座。来自清华大学、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山东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山西大学等多所高校的师生在ZOOM直播平台共同参与了本次讲座。
主讲人宋静
主持人石斌
一、“中国通”的中国问题研究
宋静老师简要说明了本次讲座主题的选题缘起，并向大家介绍了讲座的主要脉络：美国智库对华研究的发展缘起、历程、现状与未来。
讲座的第一部分，宋老师首先对美国智库及智库中的“中国通”对华研究的发展历程进行了梳理。美国智库的对华研究大致可分为五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美国智库对华研究的启蒙阶段（1925-1954）。宋老师认为，这一阶段的研究大致可分两个线索：第一条线索是美国社会智库（或民间智库）的对华研究。此类研究可归类为“美国传统汉学研究的社会转向”，历经太平洋关系学会、布鲁金斯学会、对外关系委员会等美国社会智库的组织，洛克菲勒基金会等私人基金会的资助，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等学者的引领。第二个线索是费正清于1947年在哈佛大学实施“区域研究”规划，开创了大学专业汉学转向政策导向的中国问题研究。这一时期的中国问题研究受冷战政治氛围，特别是麦卡锡主义的影响，集中于“强调敌对关系的共产主义研究”，其研究成果的学术性极为有限。
美国智库的对华研究第二阶段的时间为1955年至1968年。在麦卡锡主义浪潮结束后，智库对华政策研究开始迎来一个学术高峰。1955年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的成立为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傅高义(Ezra Feivel Vogel)、史华慈(Benjamin Schwartz)、麦克法夸尔(Roderick MacFarquhar)等第一代“中国通”提供了良好学术环境，并促成了“哈佛学派”的兴起。史华慈倡导的“毛主义”(Maoism)在美国国内与国际社会均产生了深远影响。除此，第一代“中国通”还包括著名学者鲍大可(Arthur Doak Barnett)、施乐伯(Robert Scalapino)、白鲁恂(Lucian Pye)和艾伦•惠廷(Allen Whiting)。他们为美国智库的对华研究做了开拓性和基础性的工作，并不同程度地参与了美国政府的对华决策。宋老师尤其强调了1966年这一美国对华政策转变的关键时间点，并梳理了美国官方层面对华政策的种种举动。
1968年至1992年，美国的中国问题研究进入第三阶段。这一阶段开始的重要标志为尼克松(Richard Nixon)于《外交季刊》上发表《越战后的亚洲》。鲍大可联合费正清等人，向尼克松提交了“与中国领导人秘密谈话的备忘录”。基辛格(Henry Kissinger)也是在这一时期，通过“旋转门”机制在尼克松政府中先后出任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和国务卿，和尼克松形成秘密外交决策的小圈子模式。随后，宋老师对尼克松政府与卡特政府两任政府的对华政策具体内容进行了详细梳理，并指出，第三阶段不仅是中美关系正常化与中美建交的重要节点，也是美国中国学研究在学术领域由边缘走向显学的重要时段，涌现出的第二代“中国通”主要有奥克森伯格(Michel Oksenberg)、李侃如(Kenneth Lieberthal )、何汉理(Harry Harding)、鲍瑞嘉(Richard Baum)、兰普顿(David Lampton)、沈大伟(David Shambaugh)、黎安友(Andrew Nathan)、唐耐心(Nancy Bernkopf Tucker)等。
1992年至2015年，美国的中国问题研究进入第四阶段。这一阶段的显著特征是中国学者（华裔）开始参与对华政策的研究，从而大大提高了美国对华研究的国际视野、研究结论的真实性和客观性。诸如第三代“中国通”江忆恩(Alastair Iain Johnston)、陆伯彬(Robert S. Ross)、柯庆生(Thomas Christensen)、金骏远(Avery Goldstein)、易明(Elizabeth Economy)和谢淑丽(Susan Shirk)也在这一时期“从舞台边缘走向舞台中央”。
美国的中国问题研究第五阶段从2015年至今，美国对华政策的多元化和复杂性的特征促使这一时期的中国问题研究议题异彩纷呈。一批更年轻的学者跻身于这个领域，成为第四代美国“中国通”的主体。宋老师接下来详细介绍了第四代美国“中国通”的两大阵营，分别是温和派（红军）与强硬派（蓝军），并指出现阶段新生代精英对中美关系的发展影响相对比较负面。
最后，宋老师简要总结了“中国通”出现的三点主要条件：家庭传承、学术关联与职业意识。其中，宋老师重点阐述了职业意识影响下三类不同的“中国通”，分别为“学者型官员”、“官员型专家”与“退役军官专家”。
二、“中国通”的对华认知与角色扮演
讲座第二部分，宋老师主要讲述了多年来美国“中国通”的两类主要观点：“中国威胁论”与 “中国责任论（领导论）”。由此，美国在对华战略定位上不断地换口径，不断地变换口径：从“敌人”到“非敌非友”，再到“负责任的利益攸关者”以及现在的“战略竞争者”。在这一过程中，部分“中国通”送中国以橄榄枝，推动中美关系向好的方面发展，而另一部分“中国通”则带来紧箍咒和潘多拉的盒子。
随后，宋老师对克林顿政府以来的美国对华政策演变进行了简要梳理，并具体分析了2015年美国对华政策大辩论中“中国通”所持的四类态度：“接触合作”、“维持现状”、“良性调整”与“恶性对抗”。
三、“中国通”的研究范式及话语权
最后，宋老师以美国智库的“中国民族主义”研究为例，阐述了美国战略界“妖魔化”中国的思考范式。宋老师在讲座结束之际指出，现阶段，美国“中国通”应尽力纠正对华研究范式的偏颇，例如将中国民族主义研究转向民族认同研究，以正确的方式来看待中国的和平崛起和中国应有的大国地位。
讲座结束后，石斌老师对讲座内容进行简要总结与点评，认为这次报告详尽梳理了美国智库中“中国通”角色变化的历史沿革，对中美关系问题的研究非常具有启发性，也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在提问环节中，宋老师回答了“如何预测近期中美关系的走势？”、“目前有哪些途径可以了解美国智库的中国观点？”、“美国智库目前对待‘新冷战’这一概念有何态度？”等问题，线上参加的师生热情参与了上述问题讨论和交流，并表示受益匪浅。本次讲座在热烈掌声中圆满结束。
文字：李杰晟